雅典梭伦改革

by：卜可2026年1月22日

索伦改革

由于过于严酷，《德拉古法》实施后，雅典并未变成一个井井有条的法治城邦，秩序反而更加混乱，雅典平民开始酝酿武装暴动。著名的亚里士多德曾谈到当时的情况：“多数人被少数人奴役，平民反抗贵族，不同阶层长期保持着互相对立的态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开明的权贵们也希望找到应对之策。他们选出一位新的司法执政官，让他重新立法以消除当时的社会矛盾，这位闪亮登场的人物就是梭伦（Solon，约前630-前560）。

图片来源：Solon

梭伦的半身像，希腊原作（约公元前110年）的复制品。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

梭伦出生于雅典城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年轻时曾外出经商，游历过小亚细亚、埃及等地，不仅访问了许多名胜古迹，了解了不少风土人情、社会制度等，还结识了许多古希腊著名的学者。梭伦不仅是一位眼界开阔，学识渊博的人，还是一位诗人，享有古希腊七贤之一的美誉。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梭伦还具备很强的政治才能和眼光。

公元前594年，带着军功和威望，44岁的梭伦当选为执政官，任期一年。在梭伦的时代，执政官共9人，其作用相当于现在很多国家的内阁，拥有提出法案的权力。有资格参选这一公职的只有贵族，因此只要他们联合起来，很容易选出自己派系中的人。因此可以认为，梭伦是经既得利益者的推荐和支持后，才能当上执政官的，即贵族阶层本身在推动改革，这点难能可贵，值得后世借鉴。

颁布《解负令》

梭伦首先基本废除了《德拉古法》，只保留了与杀人罪相关的法律，随后开启了直击矛盾根源的改革。他颁布了所谓的《解负令》(Seisachtheia)，目的在于减轻底层民众的负担，主要包括三条重要的经济措施：

取消一切私人和国家债务，废除债务奴隶制
重新分配土地
实行币制改革

其中的第一条措施最具颠覆性，这条由梭伦提出、经公民大会表决通过的法律可谓震古烁今，直接取消了一切私人和国家债务，废除了债务奴隶制。从此，无力偿还债务的人，其本人和家属都不必成为债权人的奴隶。以前那些因债务问题被变卖到异邦为奴的人，也会由国家出钱将他们赎回。

显然，这一法律肯定会影响债权人等既得利益者的短期权益，但是，既然意识到有必要消除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立，那么地主老爷们的视野就必须更长远。确切来讲，这是防止社会系统性崩溃的必要措施，因为再不退让，大家就有玉石俱焚的危险。据说，梭伦本人起了带头示范作用，他所在的家族就免除了大量债务。

图片来源：Solon

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黑绘陶罐，描绘了收获橄榄的场景。许多农民因债务而破产，只能在债主的大型庄园中充当佃农，甚至全家都被卖往外国为奴。大英博物馆。

梭伦提出并成功确立的这条法律，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站在人性角度看，这是破天荒的一项举措，即便放眼今日，也没有几个既得利益集团能够主动放弃明显不合理的债权或不当得利。从经济角度观察，这更是前所未有的一项法律；毕竟，如果举债失败就有全家沦为奴隶的风险，那还有几个人愿意投资经商或开展贸易呢？而商贸是雅典得以繁盛的基本盘。

除了化债，梭伦还对土地进行了重新分配，国家不仅尝试帮助债务人摆脱之前欠下的债务，还负责帮他们赎回抵押变卖出去的土地。有了土地就有了基本生存资源。生计问题的解决大大缓解了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

制定政策容易，难的是执行。能够让以上两条措施落地，是需要大量金钱的，否则都是空谈。梭伦巧妙地提出了货币改革方案，简单来说，就是在账面上让货币贬值。而债务人也能够接受货币在一定程度上的贬值。货币贬值还引发了意外的连锁反应，其他国家的商人更愿意来雅典经商，因为有更丰厚的利润。

图片来源：Solon

“克洛伊塞德”(Croeseid) 硬币，是已知最早的标准化大流通货币之一，铸造于公元前 6 世纪初的吕底亚（首都萨第斯城）。类似这样的货币可能在梭伦时期就已经传入雅典了，而在此之前，雅典不太可能拥有自己的铸币，只能使用包括银块儿在内的一般等价物作为交易媒介。

图片来源：Solon

雅典城最早的货币，约公元前545年-前515年。

政体改革

有人问梭伦，你有信心完成最好的改革吗？对此，梭伦的回答是：“在当今雅典公民所能接受的范围内，我有信心完成最好的改革”。

图片来源：Solon

梵蒂冈博物馆中的梭伦像

公元前591年，梭伦再次当选执政官。在这一年，他完成了最重要的一项改革，即政体改革，建立了财富与荣誉相匹配的政治制度。在这次改革前，梭伦显然进行过人口普查，改革的目的是根据公民持有财产的多寡，来确定他们参与国家政治时，所需肩负的权责大小。

梭伦没有考虑贵族和平民之间天然的阶层划分，而是根据财产将公民定义为四个等级。这种划分非常务实，也很容易操作，因为它唯一的依据就是收入与财产，与那些无法量化的因素，如家族出身、社会地位或名声等无关。

第一等级为五百斗者（Pentakosiomedimnoi），其拥有的财产每年可产生折算价值五百斗（Medimnoi，约200吨）以上的小麦。这一等级人数稀少，对应当时的超级富豪，他们有资格担任将军级别的军队统帅。

第二等级为骑士（Hippeis），每年可获得约300-500斗折算的小麦收入，让他们拥有足够的财富来添置马匹和铠甲等装备，在战时，他们需要担任骑兵。骑兵威力强大但非常昂贵，只有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公民才能负担。因为骑兵的必要装备不仅仅是一两匹马，还要配备仆从、马夫等，负担很重，也只有富裕阶层才能承担。正因如此，骑兵人数极少，在希腊所有的城邦国家中，即便强盛时期的雅典人口最多，但战时可召集的骑兵也只有千人左右。

第三等级为双牛者（Zeugitai），他们每年可获得约200-300斗折算的小麦收入，有能力饲养两头牛，类似于中世纪的平民阶层。除了国家统一提供的长矛和盾牌外，他们需要自掏腰包来购置头盔、胸甲、护腿、剑以及其他装备，在战时需要担任重装步兵。这个阶层在当时似乎是人数最多者，伟大的苏格拉底就曾是一名重装步兵。这听上去比较奇怪，就算在电脑游戏中，把苏格拉底和重装步兵联系在一起也会令人哑然失笑，因为我们的生活和那个时代差异太大。其实古希腊很多著名人物，他们都是战士和运动员，都要参与战争和奥运会。

第四等级为日佣（Thetes），他们属于雅典公民中的贫困者，大多需要每天劳动来赚取口粮。作为体力劳动者或佃农，他们平时自愿作为仆人，战时则作为军队的辅助武装人员，如轻步兵、弩手，或海军舰船的桨手等。以后，到了雅典称霸海洋时，大量第四等级的公民构成了海军主力。

以上等级包括了雅典的所有正式公民。除了战时担任的权责不同，每个等级的政治权利也有差异，前三个等级可以担任公职，其中前两个等级可以担任执政官。第四个等级也是正式公民，但他们只有出席公民大会和担任陪审员的权利，尽管如此，他们毕竟具备了货真价实的参与权。我们需要认识到，在梭伦改革前，归于第三、四等级的公民是无权参与国家政治的。

通过以上改革，梭伦成功地瓦解了贵族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另外划分等级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征税，因为当时的雅典施行间接税，除了兵役外没有直接税。兵役比较特殊，被形象地称为“血税”，雅典是个全体公民皆为士兵的国家，所有等级的公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对于所谓的公民来说，如果他们的权利是参与国政，那么他们的义务就是保卫国家，因为国家是保证他们财产安全的基础。而那些有产者作为骑兵或重装步兵，更是要冲锋在前，因为权利与义务必须是对等的。

通过以上改革，梭伦成功建立了财富与荣誉相互联系，并相互匹配的政治制度，为雅典以后的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不再单纯地以家族规模来分配权力，不再以出身作为衡量贵族的标准，而是以拥有财富的多少作为衡量责任和义务的依据。

图片来源：Hippeis

黑绘陶器上的骑士（Hippeis）形象，他们属于第二阶层，能负担战马和必要装备费用。

图片来源：the MET

古希腊重装步兵。

立法权改革

通过政体改革，尽管所有人都拥有了一定的政治权益，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贵族垄断政权的现象，但总体上则是财富多寡决定权力大小。不难想象，一些很有才能的人，会受制于财产的稀少而缺乏政治影响力。为了兼顾这部分人的权益，梭伦又进行了第三项重大改革，目的是让雅典的平民也有机会获得立法权，这就是“四百人大会”。

所谓四百人大会，其实是由组成雅典的四个部族中，各出一百名代表所组成，任何公共事务都必须经过四百人会议的讨论后，才能提交到更上一级的公民大会做出裁决。同时，公民大会还被授予了司法权。以前，人们如果对执政官不满，只能向战神山议事会起诉，而战神山议事会的贵族们往往会偏袒执政官；但四百人大会之后，监督执政官的权力交给了由全体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于是，由贵族组成的战神山议事会的权力被削弱，虽然对应的机构仍然保留，但政治地位降低也是事实。

需要注意，为了避免人为因素的影响，四百人大会的成员必须通过抽签的方式选取，而不是竞选。因为抽签比竞选更“公平”，每个人无论背景和能力，都具有均等的机会进入政权机构，参与国家的各项事务。这也是梭伦改革进程中，最不同寻常的举措，它表明梭伦是真心实意地希望所有雅典公民都能有机会参与国家管理。

后来，公民大会逐渐成为城邦的最高权力机构，各项法令都必须经由公民大会通过。公民们参与公民大会的积极性因此空前高涨，国家的凝聚力也大大提高。四百人大会制度对后世西方的立法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在许多西方国家采取的政治模式、立法体制等，都源自于此。

“我给平民足够的特权，他们既不失尊严，也无须得意。那些有权和有钱之人，我会保证他们毫发无伤。我手持盾牌，勇敢地站在中间，不许双方不义相残。”

——梭伦

司法权改革

在梭伦改革之前，雅典的贵族院不但有立法权，还实际控制着国家的司法权。当时还不存在所谓职业法官或职业律师等角色，无法自行解决的纠纷往往只能通过贵族院来判决。显然，这样的司法过程肯定会偏向贵族阶层，也会引起平民阶层的不满。

于是，梭伦再次发挥了他独特的创意，同样采用抽签方式，从雅典四个部族中分别抽出1500人，组成一个新的机构，即所谓“六千人陪审法庭”，当然，这么多人并不是每次审判都要实际参加，只是他们都具有陪审资格，对判决结果也都具有影响力。

由于是抽签产生，陪审团的构成可谓五花八门，贵族、建筑工、鞋匠、铁匠、艺人、商贩等各色人等都可以入选，并且规定每年需替换三分之一的席位。其实，对当时的所谓司法来说，最重要的并不是理论，而是相对的公正和朴素的公开：任何人都不能暗箱操作，所有人也都具有实际参与权，哪怕这种参与非常的微不足道。六千人陪审法庭这个机构不仅可以参与例行审判，还可以接受各种上诉案件，相当于现代的最高法院。

六千人法庭当然也有缺陷，比如在雅典的司法历史上，最著名的案件就是对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的公开审判。公元前399年，年近70岁的苏格拉底以“亵渎神灵罪”和“毒害青年罪”被告上法庭。提出这些指控的显然是他的政治对头，因为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并不是那么容易被人接受。对于当时参与审判苏格拉底的人数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法庭由1201人组成，另一种说法认为法庭由501人组成。不管具体人数是多少，都表明这是一个很大的案件，因为通常由几十人组成的法庭就能审判普通案件。

最终，按照审判流程，多数陪审员认为苏格拉底有罪，于是这位“西方哲学奠基人”被判处了死刑。

据称，苏格拉底在法庭上声言：法律是神圣的，守法是绝对的，他并不怕宣判他死刑，困难并不在于逃避死亡，而在于避免不公正、不道德的对待；这种不公正、不道德的对待比死还难受。

后来，苏格拉底平静地接受了死亡，用毒酒结束了生命。

图片来源：wikipedia

苏格拉底：“我知道我一无所知”，“不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

人们通过“正义的”程序，在“民主的”框架下亲手处死了最睿智的大脑，这个事实令后世唏嘘不已。但无论如何，距今快三千年前出现的公民陪审团制度仍然是一大创举，对当时还是所谓奴隶制背景的雅典来说，它充分体现了民主的宝贵含义，是一个非常先进的司法制度创新。

任何制度都有缺陷，但缺陷的存在应该是革新的动力，而不应成为守旧的接口。

梭伦改革的含义

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即梭伦的改革开创了古希腊历史上的第一个新时代，是构建希腊民主社会的第一块儿基石。世界各民族在记载自己的历史时，都或多或少会留下一些关于社会改革的记载，然而几乎所有的世界史教科书都将公元前594年，梭伦的一系列改革视作古代社会改革的典范。之所以称其为典范，是因为梭伦改革提及的某些原则、规章等，是后世无法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