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比伦编年史》：一块泥板，钉住了三千年前的一个春日
公元前597年3月16日是个被铭记的日子，那一天，耶路撒冷陷落。
这是一个精确到“具体天”的古代日期。对于公元前6世纪的历史而言，这种精度近乎奢侈：埃及法老的功绩铭文往往只说“某王第几年”，《圣经》的叙述更多关心事件的意义而非事件，而希腊史家则常常在几十年的误差里徘徊。
而这一天之所以能被钉死在历法上，靠的不是宏伟的碑铭，而是一块巴掌大的泥板。它上面的文字既非歌功颂德，也没有多少哀悼口吻，只是用书记官特有的冷静语气记下：巴比伦王在阿达尔月的第二日攻占了那座城，俘虏了城中的国王，并另立新王，带走了大量贡赋。
这块泥板，属于一批被统称为《巴比伦编年史》（Babylonian Chronicles）的文献。
沉睡在博物馆抽屉里的年表
《巴比伦编年史》并不是一部书。它是一系列彼此独立的泥板，由巴比伦的书记官和神庙学者用楔形文字刻成，每块各自记载一段时期的大事。现存泥板主要编纂于新巴比伦帝国（约公元前626—前539年）及其后的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但所记内容却远远向前回溯到公元前8世纪中叶，并一直延续到公元前2世纪。
它的体例极其克制：以巴比伦历法为基准，按国王在位年份逐年记录，涉及王位更替、战争、外交、叛乱、神庙活动与自然灾害。通常每年只有寥寥数行，几乎不加评论，也没有文学修饰——读起来不像史书，更像一份公文档案。
也正因为如此，这批泥板在被发掘出来之后，很长时间里并未引起足够重视。19世纪末，它们随着大批巴比伦文物进入大英博物馆，混在数以万计的经济文书、合同与账目之中，静静躺在库房的抽屉里。
转机发生在1956年。亚述学家唐纳德·威斯曼（Donald Wiseman）整理并公布了一批此前未被释读的编年史泥板，其中就包括那块记载耶路撒冷陷落的BM 21946。当“阿达尔月第二日”这个日期被换算成现代历法的那一刻，一场持续了上百年的圣经年代学争论，被一块泥板终结了。
图片来源：Babylonian Chronicles
英国著名考古学家、亚述学家莱昂纳德·威廉·金（Leonard William King）为《巴比伦编年史》残片（编号 K. 8532）绘制的线条图。
《巴比伦编年史》的起点
现存编年史的叙述，通常以那布·那西尔（Nabonassar，约公元前748—前734年在位）作为起点。
这位国王算不上赫赫有名，但他的选择却对历史意味深长。他结束了此前长期的政治混乱，使巴比伦重新恢复稳定，后世书记官因此把他的即位当作“重新计时”的零点，建立了著名的“那布·那西尔纪元”。
有意思的是，这个纪元的生命力远远超出了巴比伦本身。约九百年后，亚历山大城的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约100—168年）编制《天文学大成》（Almagest）时，仍在使用它来推算日月食的年代。一个美索不达米亚国王的登基之日，就这样成了古典世界天文计算的公共坐标原点。
而这个起点的选择，也恰好与另一件事重合：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巴比伦开始被卷入与新亚述帝国的长期缠斗。亚述王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Tiglath-pileser III，公元前744—前727年在位）通过军事改革建立起一支高度职业化的常备军，把叙利亚地区、腓尼基乃至巴比伦逐步纳入统治范围，成为新亚述走向鼎盛的奠基者。
于是，编年史开始密集地记录亚述与巴比伦之间的战争、废立、结盟与叛乱；于是，公元前8至前7世纪的西亚，自此有了逐年的记载。
被泥板改写的两个形象
现存编年史最集中的部分，覆盖了新亚述晚期、新巴比伦帝国与波斯早期，其中最著名的几块泥板，各自改写了一个我们自以为熟悉的形象。
首先是著名的尼布甲尼撒二世。
在《圣经》的叙述里，他几乎是暴虐的化身：焚毁圣殿、掳走万民，“巴比伦之囚”的始作俑者。而在《尼布甲尼撒编年史》中，他首先是一个精于计算的统帅，公元前605年在卡尔凯美什（Carchemish）战役中击溃埃及军队，随后年复一年地西征、收贡、镇压。泥板不为他辩护，也不控诉他，只是记账。恰恰是这种不带感情的记录，让现代历史学家得以把他从一个脸谱化的反派，还原成一位有明确战略目标的帝国经营者。
图片来源：Nebuchadnezzar Chronicle
这块出自《巴比伦编年史》的泥板文档，重点记载了公元前 597 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征服耶路撒冷，并俘获犹太国王约雅斤（Jehoiachin，公元前598-前597年）的著名历史事件。出土于巴比伦城遗址，大英博物馆。
图片来源：Nebuchadnezzar II
20 世纪初的一幅《圣经》插图，描绘了尼布甲尼撒毁灭耶路撒冷的场景以及“巴比伦之囚”的开始。正是因为有了《巴比伦编年史》的直接记载，现代历史学家才能够有机会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尼布甲尼撒二世，而不仅仅将他看作是《圣经》中那个脸谱化了的残暴统治者。
其次是大名鼎鼎的居鲁士大帝。
《纳波尼德编年史》（Nabonidus Chronicle）是另一块独立出土、独立编号的泥板，属于《巴比伦编年史》这一文献群中的一份，学者依照它记录的国王将它单独命名。正如另一块记尼布甲尼撒的泥板被称为《尼布甲尼撒编年史》一样，两者并非同一份档案的前后章节，而是各自成篇。
这块泥板记录的是新巴比伦帝国最后一位国王纳波尼德（Nabonidus，前556年-前539年）的统治，其中最关键的部分落在他统治的第17年，也就是公元前539年：欧皮斯之战（Battle of Opis）中巴比伦军队溃败，西帕尔城（Sippar）不战而降，拿波尼度出逃，波斯军队随后几乎兵不血刃地进入失去屏障的巴比伦城。
泥板的记载十分克制，没有渲染征服的戏剧性，只是平实地记下了这个帝国终结的具体日子。这份朴素的记载，与波斯人自己的宣传品《居鲁士圆柱》、以及《圣经》中对居鲁士的正面描述，形成了一组罕见的多方互证——立场各异的文献，在“巴比伦如何易主”这件事上彼此吻合。
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纳波尼德编年史》是一块巴比伦楔形文字泥板，属《巴比伦编年史》系列，现藏大英博物馆。它以逐年记事的方式，记录新巴比伦末王纳波尼德在位至波斯王居鲁士征服巴比伦（前539年）前后的事件，包括纳波尼德长期旅居泰玛、阿基图新年祭受扰、居鲁士击败米底及奥皮斯之战。泥板残损严重，却是研究巴比伦覆亡和波斯崛起最重要、也较为克制的同时代史料之一。
图片来源：Cyrus Cylinder
居鲁士圆柱（The Cyrus Cylinder）是前539年波斯征服巴比伦后制作的阿卡德语楔形文字泥筒，1879年出土于巴比伦城遗址，现藏大英博物馆。铭文记载了居鲁士大帝“受马杜克神的召唤”，和平入城，并修复神庙、遣返部分被迁徙者等事迹。
《巴比伦编年史》可信吗？
在古代西亚史研究中，《巴比伦编年史》并非唯一材料。它与《巴比伦王表》、《巴比伦天文日记》（Astronomical Diaries）以及亚述王室铭文等一同，构成了重建公元前一千纪时期，西亚历史的核心史料体系。
其中与天文日记的配合尤其关键：后者记录了大量精确的天象观测，前者保存了同期的政治事件。当一次月食既出现在天文日记里、又能与编年史中的某位国王某一年对应时，这个年份就不再是推测，而是可以被现代天文学反推验证的硬坐标。
它的可信度主要来自两点。首先，它取材于同时代的官方档案，是由受过专业训练的书记官依据宫廷记录、神庙文书与行政档案整理而成，而非后世根据传说追述。其次，这部编年史的年代连续、时间精确，并且许多事件都能通过天文记录、考古证据和他国文献得到交叉印证。
当然，它并非没有立场。这些泥板毕竟诞生于巴比伦的官方环境，在涉及巴比伦与敌国的关系时，取舍之间仍可能有所偏向；现存泥板中也有不少是后世抄本，与所记事件之间隔着数十年乃至数百年。因此，现代学者始终把它放在多重史料的交叉验证中使用。
但这并不削弱它的地位。在一个大多数王室文献都在忙着歌功颂德的时代，《巴比伦编年史》选择了另一条路：把事情记下来，年份、月份、日子，谁赢了，谁被带走了等等……
三千年后，正是这种近乎枯燥的克制，让我们得以确知：耶路撒冷曾陷落于公元前597年3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