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
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
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Servius Tullius，前579年-前535年）是罗马王政时代的第六位国王，他对于罗马城市和制度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为罗马后来的迅猛崛起奠定了牢固的根基。
塞尔维乌斯也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登基之路更是始于一个充满神迹色彩的开端。相传他出身卑微，甚至可能是王宫中一名女奴的儿子，但国王老塔克文（Tarquin the Elder，前617年-前579年）和王后塔纳奎尔（Tanaquil）却都很喜欢这个孩子，觉得他非常特别。传说在他幼年时，有一天晚上他正在熟睡，但头部突然着起火来，这一异象被王后解读为神启，预示他将成为王室的救星。由于这一神圣的光环，他受到了老塔克文国王的器重与悉心培养，不仅接受了最高规格的教育，还最终娶了公主为妻，从身份模糊的侍从跃升为王室的核心成员和权力继承人。
然而，他真正获得王权是通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博弈。当老塔克文国王被前任国王的儿子们派人暗杀后，王后塔克奎尔展现了非凡的政治果决。她深知局势动荡，于是迅速下令封锁王宫，隐瞒国王已经伤重身亡的消息，并对窗外的民众宣称国王仅是受轻伤需要静养，暂由塞尔维乌斯代行职权。在随后的几天里，塞尔维乌斯以“摄政”的身份稳健地处理政务、惩治刺客，直到民众和元老院习惯了他的统治权威。当王后最终宣布国王驾崩时，塞尔维乌斯已经牢牢掌控了局势，从而成为罗马历史上第一位未经公民大会正式选举、仅凭王室运作和既定事实登位的国王。不过，这也为后来“骄傲者”塔克文的武力篡权埋下了伏笔。
修建塞尔维乌斯城墙
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继位后，推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与建设举措，包括修建了被后世称“塞尔维乌斯城墙”（Servian Wall）的城防设置，强化了罗马城的防御能力。长期以来，这座城墙都被看做是他的核心功绩之一，因为此前的罗马虽有零散防御工事，但未形成完整的城防体系，难以抵御周边部落的侵袭，而塞尔维乌斯借鉴希腊筑城技术与伊特鲁里亚工程经验，启动完成了这场浩大的城防建设工程。
从工程细节来看，塞尔维乌斯城墙最初以火山凝灰岩为主要建材，后经修复时改用征服维爱城邦后获取的优质凝灰岩，墙体基部宽约3.6米，部分区域高度达10米，总长度近11千米，整体环绕罗马七丘及周边区域，将阿文廷山、帕拉蒂尼山等核心区域全部纳入防御范围，围合面积达246公顷。为提升防御效果，城墙前沿还挖掘了深沟作为辅助屏障，北部地势薄弱区域另修建了土筑防御坡道，既加厚了墙体防护，还能为守城士兵提供作战平台，后来，部分区域还配备了投石机等防御器械。
这座城墙不仅是罗马重要的军事防御屏障，更奠定了罗马城的核心格局。尽管后世因罗马城扩张，城墙的防御功能被奥勒良城墙所取代，但老城墙的部分遗址至今仍留存于罗马城内，它见证了罗马早期的城市发展与军事防御智慧。后世的罗马之所以被称为“七丘之城”，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塞尔维乌斯城墙的原因，城墙首次将罗马分散的山丘聚落整合为一个防御完整的统一城市，成为罗马从城邦向区域强国发展的重要标志。
图片来源：Servian_Wall
目前仍散落遗留于罗马城各个区域的塞尔维乌斯城墙遗址。到了共和国和帝国时代，罗马野战军团实力强大，首都已经不再需要保护，塞尔维乌斯城墙也逐渐失去了必要性。随着城市持续发展繁荣，在罗马帝国建立后的前三个世纪里，这座城市实际上处于无防御状态。不断扩建的民用建筑直接将现存的城墙段落纳入自身地基之中，如梅塞纳斯礼堂（Auditorium of Maecenas）就留存着这样的实例（右上图）。直到3世纪危机时代，当日耳曼部落沿罗马边境发起进一步入侵时，奥勒良（Aurelian，214年-275年）皇帝才下令修建了规模更大的奥勒良城墙，以守护罗马城。
需要说明，目前史学界对塞尔维乌斯城墙的修建时间存在争议，传统记载认为始于塞尔维乌斯时期（公元前6世纪），而考古证据则显示，现存墙体主体多为公元前4世纪完成，即高卢入侵后修复并重建的工程。如果属实，那么修建城墙的功绩恐怕就不应被完全算在塞尔维乌斯头上了。
百人团制度
比修建城墙更加重要的是，塞尔维乌斯建立了罗马“百人团制度”（Centuriate Assembly），又称“森图里亚制度”，这也是罗马历史上最具深远影响的改革之一。
从罗慕路斯和努马的时代开始，罗马人一直是按照氏族关系来进行划分和组织的，但是随着外来人口的不断迁入，罗马以前的氏族关系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罗马人需要打破传统的血缘原则，按照新的方式来重新建立社会关系。他废除了以血缘宗族为基础的旧体制，转而建立了一套以财产多寡为标准的公民等级制度。具体来讲，他通过全面的人口普查，将罗马公民划分为五个等级：最富有的人被编入第一等级，需要自备昂贵的重装武器和战马；以此类推，而最贫穷的“无产者”（Proletarii）位于第五等级，他们被免除兵役，或仅作为辅助兵，并且被认为对国家唯一的价值在于他们能够生育子女。这种划分方式将行政管理、征税义务与军事编制紧密结合，使罗马军队从松散的部落武装转型为结构严密的公民兵团。这里需要注意，所谓兵团，其实并不是单纯的军事编制，而是集军事组织、财产分级与政治权利分配于一体的综合性制度
塞尔维乌斯制定的这套制度，其核心在于“权利与义务对等”：公民的政治权利、军事义务均与其财产等级直接挂钩。在实际操作中，通过独特的投票机制巧妙地实现了权力的阶层倾斜。虽然全罗马公民都被编入不同的“百人团”中，但总共193个百人团中，第一等级和骑士阶级就占据了超过半数的席位。在公民大会投票时，由于遵循按百人团顺序投票且一旦达到半数即停止的原则，富有阶层往往在底层公民还未投票前就已经决定了政策走向。这种设计确保了那些在战争中承担最大财务风险和生命危险的富裕阶层，在国家决策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从而奠定了罗马共和国早期稳固的社会秩序。
需要指出，塞尔维乌斯此举可能是受了雅典城“立法者”梭伦（Solon，约前630年-前560年）的影响，公元前591年，梭伦再次当选雅典执政官后，完成了最重要的一项改革，建立了财富与荣誉相匹配的政治制度。在这次改革前，梭伦显然进行过人口普查，改革的目的是根据公民持有财产的多寡，来确定他们参与国家政治时，所需肩负的权责大小。而罗马的改革年代稍近，且内容非常相似。
参考资料
《古罗马帝国的辉煌》；赵林；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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