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王南征”与“穆王嬉游”：周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期
西周重要制度的核心内容
在周公的辅佐和精心治理下，西周经历了“成康之治”的太平时期，据说国家有四十年“刑错不用”，是一段难得的安定局面。对此，远比商代健全的国家机器和刑罚制度应该起到了很大作用。国家还设有常备军，全部土地和臣民名义上都归周王所有，即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西周的政治制度以“宗法制”与“分封制”为核心，辅以“礼乐制度”，以及对土地分配和占有的“井田制”和管理人口的“国野制”等一起构成。
以“宗法”为基础的“分封制”
宗法与分封制的出现，在当时应该并不奇怪。所谓“宗法”，即主要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制度，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即王位、爵位等由正妻所生嫡长子继承，其余诸子则“分封”为诸侯或卿大夫。
周王室的统治区域地大物博，显然，周王不可能一个人来管理整个国家，除了建立庞大的中央官僚系统外，周朝还采用“分封”的方式来管控地方：周王将名下的土地封给诸侯与臣民，并需举行正式的授土授民的仪式，以强调其“神圣性”。获得封地的诸侯王在封地内具有很大的自主权，同时也有严格约束，如必须定期朝见周王，也负有保卫王室、服兵役和缴纳供奉的义务。而分封的基础则是“宗法”：周王将自己的嫡系亲属封为诸侯，诸侯则仍然以血缘为纽带而建立对封地和权力的嫡长子继承制。在诸侯国内，诸侯王则会进一步分封自己的兄弟，称为“采邑”，从而建立卿大夫这一权力层级。而卿大夫还可以继续分封，建立“士”一级的阶层，进而向下直到一般的平民和奴隶。这个层层分封的过程也会强化父权和家长的核心地位，从而构成一套金字塔形状的权力结构，也称“大宗”和“小宗”体系，大宗统领小宗，小宗服从大宗，实现了家族统治与国家统治的结合，维系贵族和统治阶层内部的稳定、和谐。
周人的分封制早在武王时期就开始施行，但大量封国的出现却是在“成康之治”时期才出现。据《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周初分封共七十一国，其中与周王同姓的姬姓就有四十国，兄弟之国有十五国。这些封国以人群为主体，常常迁徙数百里乃至上千里，显然会加速大一统文化子在全国范围的融合。
礼乐与井田
以宗法为基础建立分封制的层级系统后，为了维护这套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西周还引入了“礼乐制度”，其本质则是为了固化该体系，并凸显权力等级的一套典章和礼仪规范。如王九鼎（牛、羊、乳猪、干鱼、干肉、牲肚、猪肉、鲜鱼、鲜肉干）、诸侯七鼎（牛、羊、乳猪、干鱼、干肉、牲肚、猪肉）、卿大夫五鼎（羊、乳猪、干鱼、干肉、牲肚），士三鼎（乳猪、干鱼、干肉）等。另外，不同等级所能享用的乐舞数量也有严格规定。这套“礼乐制度”任何人都不得“僭越”，否则视同叛逆，会受到严惩。“礼乐”看似道德规范，实际上却是无形的法律。
西周时期，古已有之的“井田制”也得到进一步完善。井田属周王所有，经过层层领主最终分配给庶民使用。这些田地按规定不得买卖和转让，并且要交一定的贡赋。领主强迫庶民集体耕种井田，周边为私田，中间为公田。井田制在商鞅时代被废除。
此外，西周还施行“国野制”，将统治区域分为“国”和“野”。“国”指城市及近郊，这些富庶的区域居住着贵族和“国人”（自由民），他们有参政和从军的权利；而“野”指的是远郊和偏远地区，居住着没有政治权利的“野人”（庶民、奴隶），他们需承担繁重的农业生产和国家劳役。国野制体现了严格的等级与地域区分，应该是最早以国家意志体现的户籍形态。
乐器。此套一组三件编钟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编钟。三件钟体形制和纹饰类似，大小递增。钟体呈合瓦形，截面呈椭圆状，圆甬中空与体腔相通，旋上有方形挂环（干）。钟钲部两面各有三组枚，每组三枚，篆间及鼓部饰细阳线云纹，云纹稀疏。较大的两件钟钲部周边有乳刺，最小的一件钟篆部及旋上素朴无纹，唯鼓部饰细阳线云纹。
图片来源：宝鸡青铜器博物馆
1980年在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人头銎内钺”，全长14.3厘米，由銎内钺和人首组成，工艺精湛。非实战兵器，可能象征权杖或军事大权。装饰精美，人头具西南人种特征，反映氐羌文化。现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昭王南征”与“穆王嬉游”：周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期
据称，成康时代的周王朝实行赈济贫困民众、授田于民、明德慎罚的政策，因而农业生产颇有起色，人民生活相对改善、四方外邦来朝、政局稳定、人民和睦。然而周康王（约前1020年-约前996年）晚期却喜好征伐，连年战争为周昭王时期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在随后这段时期，周王朝不断发动对周边地区的征服战争。据小盂鼎铭文，仅在和“鬼方”的战争中就斩首四千八百多人，俘虏一万三千余人，与南方的淮夷和荆楚亦常有冲突。鼎盛时期，王朝控制的地域南到巴、濮、邓、楚，北到肃慎、燕、亳，东边到达滨海，西边则直抵甘、青，可谓是一个很大的帝国了。但与此同时，国民经济却陷入困境，昭王（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在位约前995年-约前977年）和穆王（约前976年-约前922年）时代过去后，王朝的强盛期便一去不复返了。
图片来源：小盂鼎
小盂鼎铭文。该鼎是西周康王或昭王时期的青铜器，与大盂鼎一同出土于清道光初年的陕西岐山县。小盂鼎现已佚失，仅存铭文拓本，其内容记载了西周时期献俘仪式及相关礼制的细节，可与如《逸周书·世俘》、《周礼》等传世文献的记载相互印证，是西周时期历史的重要史料。
图片来源：西周
丰镐遗址（西安市）陈列馆二号车马坑，内含两驾马车、六匹马及殉葬者遗体，属西周成康时期卿士大夫殉葬遗存。丰、镐二京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公元前771年，西周灭亡后，丰镐失去了都城的职能，变成一片废墟。从1933年开始，遗址才得以陆续挖掘出土。
据《竹书纪年》记载，在第五位“天子”周昭王时期，周王曾多次亲自领兵南征荆楚，最后一次军队打到了江汉地区，但昭王却在班师回朝的时候意外在汉江溺水而亡，军队也惨遭覆灭。继昭王而立的是其子周穆王，这位好大喜功的周王在位时间很长；据称穆王好“嬉游”（即游山玩水，到全国各地巡游），以至朝政松弛，让外部势力有机可乘。东方的徐国曾率领九夷入侵周朝，而穆王联合了楚国的力量才阻止了徐国的军队，但双方都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东方的夷族也经常骚扰王国的边境，西北方的犬戎也是西周的危险敌人。另外还有一些周边国家因不堪忍受周的奴役，也纷纷发动叛乱，因此这段时期的西周战事不断。
在这样的境况下，周王朝度过了昭穆时代，实力不断削弱，逐渐走向下坡路。
图片来源：中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史墙盘”的铭文，共计284字，铭文的前半部分，颂扬西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恭）王等七代周王开创伟业的功绩；紧接着，铭文的后半部分开始叙述自己祖先的功德，记叙了微氏家族迁入周原地区，并在此地兴旺昌盛的事迹。墙所记述的七位周王的政绩，与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记载的内容十分吻合，而关于微氏家族在周原地区的发家史，则填补了西周史的空白。因此，史墙盘铭文可谓从宏观与微观的双重视野，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正因如此，史墙盘获得了“青铜史书”的美誉。
参考资料
《国家宝藏：100件文物讲述中华文明史》；佟洵 王云松；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11
《中国通史》吕思勉；群言出版社 2016-02
《中国史简读：世界史坐标下的中国》；张宏杰；岳麓书社 20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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