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题诗玉璧
这是一枚大小如小餐盘的淡米色玉璧,中间有孔,边缘微微凸起。它大约制成于公元前公元前1200—前1050年间,属于商代晚期,通常作为陪葬品。它最初的主人显然也是曾经的一位权贵,但到了公元1790年,它的拥有者变成了清朝的乾隆皇帝。乾隆在璧上刻了一首自己写的诗,这枚玉璧也因此被称为为“乾隆帝题诗玉璧”。
对乾隆来说,这是一次研究、鉴赏和创作合一的行为:他把古玉摆在手边,考证它的用途,写出结论,再把结论刻回器物上。
今天的学者在墓葬中发现过类似的玉璧,但对它们的确切用途和含义难以轻易定论。但乾隆却没有这样的犹豫,他直观地认为这是一件碗托,并且诗题的大意是《古玉碗托子配以定瓷碗适然成咏》。他还提到一些鲜为人知的古碗知识,炫耀了一番自己的历史学识,不仅如此,他还专门找来一只定窑瓷碗,从而和这个“碗托”配成一套。这件定窑瓷碗也没能全身而退,它同样被刻上了乾隆的所谓诗文。这只碗今天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用现代眼光看,这位自以为是的皇帝显然是“搞错”了。但这并不影响这件器物的价值,反而让它多了一层意义:同一件东西,在不同时代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身份。
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乾隆帝不仅为大英博物馆的那枚玉璧配了碗,也曾把其他古玉璧与瓷碗配成茶具。图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南院收藏的一件白釉碗:胎体薄得可以透光,内壁压印着极为精细的菊花纹,碗底刻有乾隆御题诗。乾隆误以为这类白釉器是明代永乐年间烧造的,并将它与一件古玉璧配成一套,玉璧作杯托,供饮茶时合用。请注意,这并非与本文玉璧相配的那只碗(那只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卜可暂时找不到合适的图片),此处仅作示意。
一位“盛世皇帝”
这件能吸引乾隆目光的玉璧质地精美,但和同时期的文物相比,也并非特别出众,它被选中,大概是因为它能讲的故事比自身的价值更多。
乾隆皇帝于1735年即位,1796年禅位,正式在位约60年。当然,我们还应算上他的太上皇阶段,其实际行使权力的时长超过63年,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执掌国家最高权力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最长寿的皇帝。
而当时欧洲,正经历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就在1789年爆发。世界正在经历巨变,中国也在进入所谓“康乾盛世”的尾声。
如果对中国历史进行纵向比较,“康乾盛世”的成就是实在的,清朝收复台湾、平定准噶尔、将新疆纳入版图等,基本奠定了今天中国疆域的大体轮廓。另外,随着玉米、番薯等美洲作物的推广,中国人口也持续增长,到乾隆末年已达三亿(估算值)。文化上,《四库全书》的编纂和考据学的兴盛,使整理与鉴赏古物的风气达到高峰,乾隆在玉璧上题诗,正是这种风气的体现。
但盛世之下,隐忧同样明显。乾隆朝文字狱频繁,对知识分子的思想与写作形成压力;后期吏治败坏,和珅案是典型;人口增长快而耕地有限,人均资源日趋紧张,社会矛盾不断积累,1796年乾隆刚退位、仍以太上皇身份掌权时,便爆发了川楚白莲教大起义。此外,清廷在技术与制度上对西方的变化缺乏敏感,这种思想层面的差距在当时似乎并不显眼,但几十年后却在鸦片战争中暴露无遗。
图片来源:乾隆
郎世宁绘《清高宗乾隆帝朝服像》。郎世宁(1688—1766)是意大利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清代宫廷画家,1715年来华,历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他将西方透视、明暗技法与中国绘画结合,擅长人物肖像、花鸟和马匹,代表作有《百骏图》,并参与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
这枚玉璧原属清宫旧藏,后来再次换了主人,它辗转入藏大英博物馆(1937年入藏)。后来,它还随“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展览,游历过台北、东京、堪培拉等地。不管怎样,这比乾隆皇帝私人茶具的身份更具文化和传播意义,也为更多人了解古老的中华历史提供了一个不错的切入点。
参考资料
《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尼尔·麦格雷戈;余燕[译];新星出版社 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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